筆者日前參加一場研討會，在會場上一個與會學者提出了一個嚴肅問題：由於任何在台灣進行的抽樣調查對象都是調查時居住在台灣的居民，這樣的抽樣對象無可避免地排除了長駐中國的台灣人。當在調查中被排除的人口增加到一定比例之時，根據這些調查所做的研究結果勢必產生一定的誤差。由於台灣有如此龐大的青壯年人口在中國，那麼在台灣所調查的資料有多大程度可以反應台灣的實況？
龐大西進人口對學術界的影響大概僅止於增加研究的困難度而已。然而，在一般台灣民眾，特別是青壯年就業人口的生活經驗中，中國因素早已從抽象遙遠的政治議題逐漸轉變為影響社會生活的核心因素。在日常的巷議街談中，流傳著週遭親友一個又一個在中國發跡或是垮台的故事；一個又一個家庭面對是否接受外派、以及外派後否舉家遷移的難題；接受外派的，在工作一段落之後，面臨返回台灣還是繼續留在當地的抉擇，而這些抉擇又繼續牽動著無數家庭，包括生育、子女教養、老人照護的困難選擇。
不接受外派或廠商直接搬走無法外派的，面臨的如果不是失業，往往也是所得水準大幅下降；更糟的是，吸納這些勞動力的國內服務業部門又因為人口的西進而停滯甚至萎縮。兩岸經濟互動當然為很多人帶來新的機會，但也帶來很多人社會生活的斷裂。然而這些議題幾乎在兩岸政策的辯論中缺席，而只成為台灣民眾的個人問題；作為西進主力之一的台幹，在目前的法令下也是孤立無援，在不願意外派時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接受外派之後往往必須自行面對西進過程中家庭與其他層面社會生活的困境。
陳雲林來台所引發的衝突顯現出台灣政壇以及社會在中國議題上的嚴重裂痕；這個裂痕固然主要來自台灣常年的統獨爭議，也有一部分來自台灣民眾在兩岸經濟互動中不同的經驗。作為一個出口導向的經濟體，台灣自然無法自外於全球經濟；然而台灣社會究竟會因與全球經濟的連結而形成嚴重的內部分裂，或是可以型塑內部團結面對全球的波動，取決於台灣的公民社會與政治體系能否嚴肅地面對整合後的全球經濟各項議題。
令人憂心的是，過去十多年儘管兩岸問題始終是台灣政治對立的焦點，兩岸政策大抵上被化約的主權議題與經濟機會所取捨，而具體在兩岸間流動的人，他們所面臨的社會生活困境，幾乎不在政治過程中被觸及。更糟糕的是，由於問題被簡化為主權與經濟之爭，台灣社會連面對這些社會問題所需的基礎都付之闕如。
舉例而言，光有多少台灣人，在中國以什麼樣的型態長駐，這個最基本問題就找不到精確的回答。目前流行百萬台商台幹的說法，所依據的不外乎媒體或在地台商的直覺，完全缺乏可靠的根據。其中有多少是真正定居在對岸，有多少是固定輪調，有多少僅視需要派駐，目前也缺乏完整的資訊。如果連最基本的資訊都無法得知，就更不用談到台商台幹家庭狀況以及台商台幹西進跟台灣社會近年面臨的基本問題。
這次大三通的決策過程中再度顯現這個常年的結構性問題。毫無疑問地，大三通對來往兩岸的人而言確實提供了更便利的交通，更低的運輸成本。然而，兩岸更進一步的經濟整合究竟對台灣社會有什麼影響，在政策過程中幾乎完全不被討論，彷彿只要台北到上海的時間縮短，一切就會自然解決。可預期的，台灣與中國經濟持續地整合，很可能在台灣內部產生更嚴重的分歧，衝擊到台灣的長期發展。如何將台灣民眾在兩岸經濟整合過程中所感受到的困局，從目前的個人的問題轉化成公共議題，將決定台灣能否走出困局，這也是台灣公民社會無可迴避的任務。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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